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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胡煥庸120年祭:那條線,那個人

      2021-10-13 09:39 來源:上觀新聞 作者:高淵

      這本是一條充滿學術色彩的分界線,這本是一個地理學界膜拜的名字,如今卻跟他發現的這條線一起,為社會公眾所津津樂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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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935年,他發表論文《中國人口之分布》時,提出“璦琿-騰沖線”是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。但他只說了璦琿和騰沖兩個端點,并沒有在論文附圖上畫出這條線。直到1989年,他才跟人合作,利用最新的人口調查數據,真實畫出了這條線。究其原因,很可能是因為這條線并非那篇論文的學術重點。

      多年以后,這條“璦琿-騰沖線”已被稱為“胡煥庸線”。在學術圈內,它以其科學性和穩定性,被公認為中國綜合國情的頂級分界線,成為與“秦嶺-淮河線”“長城線”并列的又一條重要的國家地理分界。而且,前兩條線都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筑,是有跡可循的,而“胡煥庸線”不是具象的,是橫空出世。

      在社會上,這條線已經成為一條探秘線、旅游線,開車沿著“胡煥庸線”跑一趟,成了很多人心中神往的旅程。因為這條線上地理形態紛繁復雜,而且這條線的兩側人口密度差異巨大,經濟社會發展也相當懸殊。

      這些年來,“胡煥庸線”因其超乎想象的穩定性,學術聲譽日隆。1935年,這條線西部人口占全國4%;而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再算,因分辨精度不同,西部人口的占比大致在5.6%到6.3%之間,變化甚微。

      由此,“胡煥庸線”又因其數十年不變的頑健性,讓很多人擔憂。于是,對于“胡煥庸線”該不該破、能不能破、怎么破的討論,漸趨熱烈。

      這條看似“橫空出世”的線,其實是基于嚴謹、枯燥、長期的學術研究。作為一名研究者,其根本任務就是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,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。而“胡煥庸線”的本質,就是找到了刻畫中國人口空間形態的最為簡潔的方式,進而成為一條穩定的國情地理分界線,對國家的均衡發展、生態文明建設、民族振興和國防安全都有著深刻的影響,體現了重大應用價值。

      今年是胡煥庸先生誕辰120周年,謹以此文向大師致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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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世紀30年代胡煥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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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晚年胡煥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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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胡煥庸:1901年11月生,字肖堂,江蘇宜興人。地理學家、地理教育家,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。歷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、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、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、教授。他提出中國人口的地域分布以“璦琿-騰沖線”為界,后被稱為“胡煥庸線”。1998年4月,病逝于上海。

      訪談嘉賓

      丁金宏:1963年生,江蘇漣水人,本科和碩士畢業于南京大學地理系,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博士?,F任全國政協委員,上海市人口學會副會長,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、教授,著有《人口空間過程》《理論地理學》等專著。

      胡企中:1944年生,江蘇宜興人,胡煥庸第七子。1963年畢業于上?;?茖W校,1987年在上海溶劑廠副總工程師任上,由國家經委選派到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進修。199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,曾負責編著《聚甲醛樹脂及其應用》一書。

      高淵:你是什么時候到胡先生門下學習的?

      丁金宏: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大學地理系讀的,南大地理系延續的是原中央大學的脈絡,而胡先生當年不僅是中央大學地理學的領導人,也是全中國地理學的領導人。我在上大學的時候,全方位感受到胡煥庸這個名字在地理學界的影響力。

      1986年,我研究生畢業,興趣是做人口地理研究。當時知道胡先生在華東師大,就給他寫了封信,談了我對國土規劃等方面的思考,不知有沒有可能到他的門下學習。很快就收到了胡先生的回信,這封信我一直保存著。

      高淵:對于胡先生的回信,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

      丁金宏:一是他很熱情,他說雖然年紀大了,但歡迎我去考他的博士生;二是老先生回信是用鋼筆寫的,字跡有點抖動,我想畢竟是上了年紀。后來才知道,他因為常年伏案寫作,右手已經不能寫字,這封信是用右手托著左手寫的。

      其實我跟胡先生還有一層關系,我的碩士導師是他當年在中央大學任教時的研究生,他其實是我的“師祖”,這是我跟胡先生的一種特殊緣分吧。

      高淵:第一次見到胡先生,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?

      丁金宏:記得最后一門課考完后,監考老師跟我們幾個考生說,胡老先生想見你們。這讓我覺得很意外,因為考試成績還沒出來,導師就要求見面了,放在今天更不可想象。

      那年胡先生85歲,帶著兩三位學術助手,在華東師大工會跟我們作了面談。交流過程中,胡先生思路非常清楚,對中國人口走勢了如指掌,思維和表達絲毫沒有紊亂,說明他身體還是可以的。他不斷地問問題,就是想看我們是不是真的感興趣,真的想研究。

      我還有一個感覺,覺得他挺急的,迫切希望有人跟著他把人口地理學研究推進下去?!拔母铩苯Y束后,胡先生在1984年招了第一屆博士生,只招一個。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一年,到1986年我們這一屆是他第二次招生,包括我在內,一下子招了三個。

      高淵:你們三位是他的關門弟子?

      丁金宏:我們之后,胡先生還招收過博士生。但他年紀越來越大,后來的博士生主要由副導師帶了??梢哉f,我們是他親自帶的最后一屆博士生。

      高淵:他是怎么給你們上課的?

      丁金宏:胡先生不是有系統地開課,而是經常叫我們去他家,以漫談的方式跟我們聊學術。我們既感到榮幸,也很有壓力,每次去先生家都要作很多準備。他問得最多的是你最近有什么想法,最近做了什么,如果沒達到他的期待,他就會叮囑我們要抓緊時間。

      那時候胡先生住在師大一村,一樓小三室要住他們老夫妻、小兒子胡企中夫婦和女兒,還有一個保姆。我們每次去就在小書房里聊,挺擁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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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世紀80年代末,胡煥庸與博士生在一起,右一為丁金宏

      高淵:你們跟胡先生交談時,他會經常提到“胡煥庸線”嗎?

      丁金宏:我們會討論這個話題,但他不會特別強調這條線的重要性。他是位平和的學者,不會標榜自己的學術成果。

      1935年,胡先生在《中國人口之分布》一文中提出了一條人口地理分界線,叫做“璦琿-騰沖線”。一直到1984年7月,美籍華裔人口學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訪胡先生時,提出“璦琿-騰沖線”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疇,被應用于人地關系所能觸及的諸多領域,應該稱為“胡煥庸線”。這是目前所知“胡煥庸線”稱呼的肇始,后來廣泛出現在研究文獻中,這在相對謙遜的東方學術文化中并不常見。

      高淵:在你看來,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這條人口地理分界線,是偶然還是必然?

      丁金宏:這要看當年的大背景。20 世紀初期,中國籠罩在甲午戰敗和庚子賠款的陰影中,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,龐大的人口數量也被認為是“冤頭債主”。由此,人口和土地的尖銳矛盾成為解釋國家危機的一個重要因子。

      當時,有不少學者主張通過大規模墾荒,將過剩人口遷移到人煙稀少的西北地區,以緩解國家人滿為患之憂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變后東北淪陷,西北地區更成為國內移民的唯一目的地,地方大員、民間賢達紛紛建議屯墾實邊、開發移民,一時間方案層出不窮。不過,當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對開發西北并不積極,即便是多方要求設立的“西北建設委員會”也沒批準。

      高淵:但正是這種困頓時局,讓研究人地關系的人口地理學應運而生?

      丁金宏:對,當時有不少中外學者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地理,竺可楨和翁文灝等人開始了中國人口地理的啟蒙。20世紀30年代初,胡先生是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,他循著老師竺可楨的路徑研究人口分布問題,更精細地劃分人口地理單元,制作了江蘇省江寧、句容等地的鄉鎮尺度的人口分布圖,并用地形、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釋。1935 年發表了《安徽省之人口密度與農產區域》,將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糧區、皖中稻米區、皖南及皖西茶山區四個農產區域,并據此解釋人口分布。

      在省、縣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礎上,胡先生在作全國人口縣級分辨率的地圖制作和研究工作。他寫《中國人口之分布》時,首要難題是人口數據的可得性和可靠性。胡先生盡量采用1935年當年的最新數據,但現實狀況是只有浙江、山西等六省的縣級統計是齊全的。他花了極大精力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,其中江蘇、安徽等17 個省的數據取自政府報告,直轄市、租界的數據主要取自《統計月報》和英國《政治家年鑒》,四川、貴州、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數據,不得不采用1925 年的郵政統計數據,藏族人口及西康、青海兩省人口根據經驗作了主觀估計。此外,他還用了一些《申報年鑒》、英文《中國年鑒》等的零星數據。

      經過細針密縷的整理,胡先生實現了中國大陸人口數據的第一次縣級統計單元完整拼合,他自己也不無自豪地稱為“全國人口比較最完備之統計”。

      高淵:著名的“璦琿-騰沖線”就此誕生了?

      丁金宏:胡先生將縣級人口數與土地面積相關聯,制作了人口分布點值圖和密度等級圖。他用一個點代表2萬人,將縣級人口密度分為8個等級,直觀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異。

      然后,他將人口密度等級跟自然地理屬性作了對應分析。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級對應稻作平原,第二級為旱作沖積平原,第三級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,其下為丘陵、山地、高原等,確立了以地形、氣候為條件,以糧食生產為關鍵中間變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。

      在完成人口分布圖和人口密度圖之后,胡先生敏銳地發現中國的人口密度差異性存在一個線性輪廓,這就是“璦琿—騰沖線”。這條線畫龍點睛地反映了中國人口分布的不均勻格局,是中國人口密度從東南向西北遞減漸變過程中的突變線。

      高淵:但當年,胡先生為何沒有把這條線畫在文章的附圖上?

      丁金宏:確實,他在文中提出了這條線,但并沒有真實劃出這條線,這多少有點讓人感到意外。直到1989年,胡煥庸和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 年人口統計數據,重新精繪了中國人口分布圖、密度圖,才將“璦琿-騰沖線”落實在地圖上。

      根據我們的揣測,他當時沒有直接畫出來,很可能因為“璦琿-騰沖線”不是《中國人口之分布》一文的學術重心。但后來,卻成為中國人口地理學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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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胡煥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讀書時留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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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935年,胡煥庸代表作《中國人口之分布》發表在《地理學報》上

      高淵:從提出這條線,到真正畫出這條線,胡先生用了整整54年。從某種程度上說,時間驗證了這條線的科學性?

      丁金宏:其實,當年胡先生對中國人口分布的研究,特別是“璦琿-騰沖線”的發現,很快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。胡先生自己回憶說,1945年底他到美國考察時,就發現他的論文被美國地理學會全文翻譯印出,隨同他們發行的《地理評論》分送各方。1948年,一位美國學者發表論文《戰前中國人口:分布與密度》,系統介紹了胡煥庸對中國人口分布所作的開創性研究。

      上世紀50年代,馬寅初的“新人口論”引起很大爭議,人口研究成為敏感問題。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后,有關中國人口地理分布和“璦琿-騰沖線”的驗證研究才逐漸豐富起來。胡先生本人根據這次普查數據,核算了這條線兩側的人口比例,發現東南地區的人口比重由原來的96%略減到94.4%,相應地西北人口比重從原來的4%上升到5.6%,兩側的人口密度懸殊格局并沒有實質性變化。

      高淵:有個學術名詞叫“頑健性”,用來形容“胡煥庸線”是否很恰當?

      丁金宏:確實如此。上世紀90年代,又有學者根據1990年人口普查數據,發現“胡煥庸線”東西部的人口比例變化幅度僅為1.8%。

      2015年是“胡煥庸線”發現80周年,我跟其他學者一起,用2010 年人口普查數據作了進一步驗證。由于分辨精度不同,各自的結果也略有差別,我們發現“胡煥庸線”以西人口占比大致在5.6%到6.3%,僅比1990年略有上升。這再一次顯示了“胡煥庸線”的穩定性,或者說頑健性。

      高淵:“胡煥庸線”從提出到現在,已經快90年了,為什么依然這么穩定?

      丁金宏:胡先生在寫《中國人口之分布》時,強調了兩個因素:一是地形,二是氣候特別是雨量。一方面,“胡煥庸線”與中國地形的第二、三臺階分界線較為吻合; 另一方面,“胡煥庸線”又與400毫米等降雨量線較為貼近。這說明,地形及氣候條件的作用是宏觀準確的,也是綜合疊加的。

      而且,“胡煥庸線”位于農牧交錯帶上,這條線兩側的農業生產方式差別顯著,東南部以耕作業為主,西北部以畜牧業為主,耕作業的土地生產效率比畜牧業高,從而決定了人口承載力的差異性。再進一步看,“胡煥庸線”是中國農業生產潛力,即陸地生態系統原始生產力的分界線。

      另外,葛劍雄教授認為,“胡煥庸線”并不是從來就有的,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形,它的穩定性是歷史階段性的還是長期甚至永恒的,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作更多的探索。

      高淵:這么多年來,有沒有人試圖挑戰或者調整“胡煥庸線”?

      丁金宏:曾有地理學者提出,中國的地理分界線應該是“漠河-騰沖線”,而非“璦琿-騰沖線”,漠河在璦琿西北方向大約500公里。

      他沒有說明這樣調整的必要性,我推測可能是出于兩種考慮。其一,“漠河-騰沖線”將國土分為面積大致相等的兩部分;其二,漠河是中國緯度最北的一個縣,視覺上更具有頂點意義。

      高淵:胡先生對這樣的改動持什么態度?

      丁金宏:他當然不同意,但也沒有寫文章去駁斥。我讀博士的時候,有一次照例去胡先生家上課,他提了一句,說這樣的改動有什么意思呢,漠河有什么特殊性?

      其實這樣的修改,對“胡煥庸線”的地位影響甚微。胡先生當年提出這條線時,中國版圖跟現在不同,漠河的頂點意義及“漠河-騰沖線”的國土均分意義都不成立。更何況,這樣調整后,西北側的人口比重反而升到10%,而且線上很多地方的地理類型發生了很大變化,不再具備地理上的分界線意義。所以過了一段時間,這條“漠河-騰沖線”就基本沒人再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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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945年至1947年,胡煥庸在美國考察

      高淵:以往,人們廣為知曉的是“秦嶺-淮河線”“長城線”等。而現在,從社會熱度上看,“胡煥庸線”的被議論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前兩者。從學術地位上看,這三條線是否可以等量齊觀?

      丁金宏:我認為,“胡煥庸線”已逐漸確立為國家地理分界。

      所謂國家地理分界,是指較大規模國家的國內頂級區域分界線。中國幅員遼闊、地理條件復雜多樣,頂級地理區域有多種習慣分法,比如以 “秦嶺-淮河線”或“長江線”來劃分南方與北方,以“長城線”劃分塞內與塞外,以南北向結合省界劃分為沿海、內地或東中西三大地帶,以地形落差輪廓劃分為高、中、低三大臺階等。

      “胡煥庸線”形式上發端于人口密度差異,而實質上深刻揭示了中國自然、經濟、人文等因素的綜合分異格局。從這條線可以看到,直接影響人口密度的是人類活動因子,包括農業的生產方式、工業的交通條件、商業的集聚區位等,而潛藏在人類活動之后的是自然條件如地形地貌、氣溫降水、土壤植被等。在“胡煥庸線”西北的地區,自然條件、農業基礎、交通條件、城市發展等跟東南地區形成強烈反差,導致人口相對稀疏。

      可以確認,“胡煥庸線”是中國綜合國情的頂級分界,在國家經濟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越來越彰顯出它的辨識度、科學性和穩定性,正在成為與“秦嶺-淮河線”“長城線”并列的又一條重要的國家地理分界。

      高淵:不過,當“胡煥庸線”日益成為市井談資,是否存在穿鑿附會和過度引申的問題?

      丁金宏:“胡煥庸線”依托于中國的自然地理基礎,很多受自然條件制約的社會經濟甚至文化現象,都會跟這條線產生或多或少的關聯,由此導致了紛繁復雜的引申探索。

      比如,有人認為這條線區分了中國城鄉發展水平的宏觀地域差異性,東南地區不僅城市化領先,農村發展水平也明顯高于西部;有人發現中國人口高流出區與高流入區,在這條線東南半壁呈互補關系,低流出區與低流入區則在西北半壁基本一致;也有人驗證在這條線東南側城市化水平與環境污染狀況是負相關,而西北側為正相關等。

      把“胡煥庸線”延伸到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等方面,是順理成章的。但也有一些研究引申到更廣泛的領域,有些有待于驗證,更有一些則近乎獵奇了。有人認為“胡煥庸線”是中國家庭規模演變的一條分界線,兩側家庭都在小型化過程中,但是西北部家庭規模收縮更快;有人說這條線對中國入境旅游空間有分界意義,東南多熱點,西北多冷點;還有人認為這條線是中國人集體主義精神的分界線。

      高淵:有些離奇的過度引申,其實是在消費“胡煥庸線”了。

      丁金宏:“胡煥庸線”的本質是人地關系,而人與地這兩個維度都有充分的可延展性,近年日見繁盛的引申研究正說明了這一點。

      我認為,當下的研究應該多思考這條線與人口均衡發展的關系,西北地區如何增加發展機會、增進社會福利,以及這條線在后工業社會、大數據時代的新表現等。只有科學、嚴謹、務實地研究人地關系新命題,才能讓“胡煥庸線”更好地服務于國情認知和國家建設。

      而那些關于“胡煥庸線”穿鑿附會的所謂研究,是對“胡煥庸線”的不恰當的“學術消費”,是不值得提倡的。

      高淵:你們兄弟姐妹有七位?

      胡企中:對,我最小,排行老七。我是1944年12月生在重慶,那是抗戰時期,中央大學臨時搬到了重慶。生我的時候,父親已經43歲,他當過中央大學教務長,不過我出生時應該已經辭掉這個職務了。

      父親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后,留下三個兒子。我的母親是南京人,但因為外祖父在新疆,少女時代是在塔城度過的。她十五六歲跟家人回南京,后來考上了中央大學歷史系,畢業后算大齡了,經人介紹跟父親結了婚。

      高淵:父母之間是怎樣的相處關系?

      胡企中:我母親非常善良,她和父親結婚第三天,晚上就帶著襁褓中的三哥睡了。我父親一直以事業為重,中央大學遷往重慶時,他沒帶母親和孩子,而是帶著學生們先出發。我母親是在南京大屠殺前夕,僥幸帶著老人和孩子擠上了西行的輪船。

      新中國成立前,父親拒絕了去臺灣的機票,后來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,然后去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員會,再去懷遠籌辦淮河水利??茖W校,都是他一個人先去,母親帶著孩子們再跟去。母親受過很好的教育,但她當了一輩子家庭婦女。后來她跟每一個兒媳婦說,你們一定要自立,不能不工作,這是她這輩子最大的遺憾。

      高淵:你們是什么時候到華東師范大學的?

      胡企中:父親1950年到水利部治淮委員會工作,帶隊從皖北到蘇北進行實地考察,完成了蘇北灌溉總渠的勘測定線。1952年建成后,淮河的洪澇災害得到了有效遏制。

      他是1953年調到華東師大地理系任教,這次也是他先來上海,母親隨后再過來。一直以來都是這樣,母親踩著父親的腳印跟著他。當時,我的大哥二哥都很大了,其他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學,所以家里母親只帶了我一個。

      高淵:胡先生到華東師大是52歲,之后就沒有離開過,他在華東師大過得怎么樣?

      胡企中:應該說,學校對我父親是不錯的。從工作上講,1957年華東師大創辦人口地理研究室,由我父親擔任主任,這是中國高校第一個人口研究機構?!拔母铩焙?,1981年華東師大恢復重建人口研究室,還是由我父親當主任,當時他已經80歲了。1983年,學校成立人口研究所,父親是首任所長。他是1990年申請退休獲準的,那年89歲。

      從生活上來講,父親剛來時,學校分給他三間新建的平房。過了幾年,又讓我們住進一個小洋房的底樓,有好幾個房間?!拔母铩敝?,我們搬進一個15平方米的平房,那當然很小。到了上世紀80年代,給父親分了一套一樓的小三房,那時候丁金宏他們經常來家里上課。到了1990年,學校分給父親一套新房,雖然面積只有100平方米,但有5個房間,我家那個老保姆也有地方住了。

      高淵:老先生年紀大了后,日常生活有什么習慣?

      胡企中:他白天就是看書,經??丛鏁?。記得那時候傍晚我陪他在校園里散步,他老是教導我,要想了解學科前沿的東西,就要看原版書,幾個大語種都要會。

      他對孫輩的要求是,做作業時一人一套字典,不要互相借。他在房間里踱步,看到誰頭太低了,就敲敲桌子。他吃得很簡單,早上和中午都是吃面條,下午三四點吃點小點心,晚飯是不吃的。

      丁金宏:我每次去,覺得胡先生天天都在思考中國人口的重大問題。他是非常勤奮的,早上一睜眼就在琢磨看什么書,這是他的生活方式。他們家都圍著胡先生轉,他是家里的中心,要看什么書,別人就趕緊給他遞上。有段時候,他家旁邊建大樓,打樁聲非常響,他就夾著幾本書去工會看。

      我真難以想象,胡先生80多歲時,還經常發表論文,每一兩年還會出版一本專著。而且他是用左手寫作的,真是惜時如金。

      高淵:老先生的最后歲月是怎么度過的?

      胡企中:記得有一天,我們突然發現父親坐在藤椅上雙眼翻白。我妻子一邊喊一邊用力掐人中,過了一會兒,一口氣終于喘上來了。那以后,父親的身體明顯變差,沒多久就住進了華東醫院。在醫院里住了四年零一個月,最后陷入彌留時,醫生問我們要不要切開氣管,我們說不要了,父親虛歲98了,不要徒增痛苦。

      丁金宏:胡先生住進華東醫院后,我因為已經留校工作,經常去看他。他住的是雙人病房,同房間的是上海文學界的前輩于伶先生。一開始他身體還可以,能跟我聊聊,還給我介紹于先生。

      1998年4月30日,我們人口所全體老師去揚州春游,我因為去過了就沒去。也真是天意,那天我想有段時間沒去看胡先生了,應該去一趟。到醫院時,胡企中夫婦都在,看到胡先生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,臉上還遮著紗布,已經沒有意識了。

      我剛回到家,就接到胡企中妻子的電話,說爸爸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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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圖片胡煥庸與夫人桂秀君

      高淵:胡先生已經故去20多年了,而對于這條神奇的“胡煥庸線”,社會各界興趣越來越濃,不少人都想開著車跑一跑,還有人想舉辦汽車拉力賽。從科研的角度看,你覺得應該跑一跑嗎?

      丁金宏:中國有三條國家級的地理分界線,“秦嶺-淮河線”和“長城線”有著很強的具象性,而“胡煥庸線”的具象性不夠,胡先生只告訴我們兩個端點。這條線上的地理形態很復雜,非常有必要親自走一走。

      我在很多年前就有這個愿望,但一直到最近才實現。從2019年到2020年,我帶著學生開車跑完了全程。

      高淵:你們是一口氣跑完,還是分段跑?除了看地形地貌,還重點看了什么?

      丁金宏:我們是分段跑的,在線上兩個月,前后歷時一年。第一段先到璦琿,然后租車往南跑,先把東北跑完;第二段是從騰沖往北跑,把云南、四川跑完;第三段受去年年初疫情影響,直到9月份才跑完了山西、陜西等地。

      我們不可能完全在線上跑,因為并沒有一條按“胡煥庸線”修造的公路,而且線上有火山和地震帶。我們就像縫衣服那樣,沿著線上下來回穿梭。原則是盡可能地貼近“胡煥庸線”,包括橫斷山脈和秦嶺等都跑了。

      高淵:這一路跑下來,最大的心得是什么?

      丁金宏:應該說,我們親眼確認了“胡煥庸線”對國家地理分界的意義。這條線上,有些段明顯是南北地理分界線,也有些段是東西地理分界線,這種直觀感受是從地圖上得不到的。

      我們不僅看地形地貌,還要去沿線老百姓的家、博物館等等。因為從本質說,“胡煥庸線”不僅僅是自然地理分界線,更深層的內涵是人地關系。我正在寫一本這條線上人地關系的書,這趟旅程讓我終身受益。

      高淵:從胡先生的一生來看,他的學術領域很寬,“璦琿-騰沖線”甚至不是他那篇學術論文的重點。為什么在他逝世后,這條線被尊稱為“胡煥庸線”,似乎成了胡先生最大的學術遺產?

      丁金宏:胡先生是一位跨文史地領域的大師,一生著述非常多,但如果從實際影響力來看,“胡煥庸線”可以說是他最重要的學術成就。

      中國自近代以來,人地關系的矛盾漸漸突顯。清初人口在一億左右,到清末民初已經增長到4億多,被稱為清代人口奇跡,人口變量和耕地常量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。從竺可楨、翁文灝到胡煥庸,都把土地、農產與人口緊密關聯起來,對“地大物博人稠”的國情深表憂慮。

      “胡煥庸線”的巨大價值,潛藏于人類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邏輯和就業邏輯中。食物是人類生存不可須臾或缺的資源,現代社會食物雖然可以從市場上獲取,但是大規模、遠距離的食物運輸是不經濟的,因此食物的生產能力依然對人口宏觀分布具有最強的解釋力。而就業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關鍵中間變量,農耕條件好的地方往往也適合城市發展,這正是“胡煥庸線”在工業化過程中仍然能夠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。

      高淵:這幾年,關于怎樣突破“胡煥庸線”的討論日益增多,這條線真的牢不可破嗎?

      丁金宏:胡先生提出這條線時,是20 世紀30 年代中期,當時中國人口是4.58 億,地理學家已經對中國遍地都是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驚訝不已。到如今,中國人口已經突破14 億,人口增長了兩倍,而耕地面積僅增加56%。

      “胡煥庸線”是地理國情的一種客觀存在,是人口密集與稀疏的分界,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與貧窮的分界,這正是希望突破“胡煥庸線”的原因。但這種突破,應該以讓西北地區獲得更多發展機會為目標,特別是加強對交通、教育以及生態保護等基礎設施的建設,改善投資環境,保障基本民生,只有這樣才能讓西部有更快的發展速度,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。

      高淵:在你看來,突破“胡煥庸線”的核心意義是什么?

      丁金宏:無論是公平發展的社會倫理,還是幫扶邊遠的感情寄托,都應該實施向西部傾斜的積極政策。因為如果聽憑市場的安排,消極等待東南地區的機會溢出,那將是長周期、大尺度的經濟循環,西北地區是等不起的。

      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,“胡煥庸線”的突破,不要只盯著人口數量的比重。對西北地區而言,增加人口密度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標。目前占全國人口6%未必嫌少,順其自然多點少點都沒問題,重要的是讓人民富裕起來,讓生態穩定向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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